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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连报道“5·7”空难

发布时间:2019-11-29 13:5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编者按:面对突发性灾难事件,身为党报记者,不报或漏报,意味着自动放弃阵地;但是报道一旦不慎,则有可能引发某些不安定因素。怎么办?我们的报道如何才能做到既快速反应、抢得先机,又顾及社会效果、慎重落笔,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这类突发事件报道“度”的正确把握。本文作者在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记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跟踪“5·7”空难的连续报道及时准确,导向正确,受到了有关领导的表扬和同行的夸奖。他的做法值得党报编采人员学习、借鉴。

  5月7日晚12时许,我的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令人震惊:北航飞机失事。接到编辑部的电话,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往现场。说实线多年,头一次采访空难,当时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发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记者有责任将瞬间的过程记录下来。

  事发突然,我和司机对能否找到现场、找到后能否进去心中一点数都没有。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们“闯”。现场在机场东20海里,现场附近肯定有很多警车———我们凭着这点线索还真找到了现场,拿出记者证,费了一番口舌后,便进入救援现场———大连港码头。

  与日常报道相比,灾难报道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采访难度大。当时的大连港7号码头停着一排排的警车、救护车;夜色中,许多人在商量、在忙碌。刚到大连记者站不到一个月的我谁都不认识,问谁谁都不耐烦,还不时遭到盘问。我只能尾随在看上去像负责人的同志后面,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这样,在凌晨2时为人民网发回《搜救工作紧张进行》的消息。

  探照灯照射下的海面上,船影绰绰,黄灯红灯闪作一团。据后来了解,40多艘军地救援舰船全挤在狭窄的水域,在全力打捞遇难者尸体的同时,各方还要注意不撞船。救援指挥员后来回想起来还后怕。就在记者焦急眺望的时候,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魏小鹏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旁。我赶紧采访。据他介绍,市里刚开完紧急会议,会上成立了海上搜救领导小组。市长李永金正在现场指挥。于是,我发回了《大连市全力以赴展开搜救》的消息。

  凌晨3时,发完《国务院调查组飞抵大连》一稿后,我听旁边的记者说部分遇难者家属已到,于是决定去乘客家属那儿看看,但又不知在哪儿。在机场附近、民航宾馆的可能性大,于是直奔机场。路上看到一家民航宾馆门前站着很多人,停车一看全是民航的人,这些人不但不告诉在哪儿接待家属,还粗暴地把记者赶走。我又去了机场,听到出租车司机的议论。他们告诉我,乘客家属住在市内的大禹神酒店。我掉转车头赶到那里,发回《北航失事客机乘客家属陆续抵达大连》的消息。

  凌晨4时,我又回到打捞现场。这次警察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们,党报记者是讲政治的,不会给打捞添乱。怎么解释都没用。他们就两个字:奉命。我在警戒线外站了许久,心里很难受:指挥部开会不让进,打捞现场不让进,某些人怎么这么“怕”记者?但自己一再告诫自己,在这种场合头脑一定要冷静。于是我给正在开会的市委宣传部分管领导打电话,请他及时通报事件的进展。

  此时,我已发稿6篇,虽然采访难度大,但发出的全是独家新闻,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事实上,除了新华社在空难之初发的快讯,后来人们了解空难的信息来源大都靠人民网。人民日报社社长许中田批示表扬了大连记者站的快速反应,副总编辑张研农也在5月8日的编前会上表扬了记者的敬业精神。

  人民日报驻大连记者站在这次空难事件的报道上快速反应,抢得先机,回想起来,有两点经验:一是空难突如其来,大家有着获悉事实的强烈渴望,哪家媒体在第一时间里最先报道,哪怕是零碎的、不完整的,也能满足受众需要,从而增加自己的覆盖率:二是前方后方密切合作才能争取时效,抢得先机。当时现场还有两家媒体的记者,但只有人民日报发了稿,原因是我用手机及时传回信息,人民网编辑孙海峰整理成篇后发出。她也和我、和所有参与救援的人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5月8日下午,国务院空难处理小组第一次举行新闻通气会,首次发布了飞机的失事过程和打捞人数。会刚开完我就“冲”出会议室,用手机向人民网通报了情况,及时发出消息。

  如果说空难发生之初,受众通常能够接受媒体的“零碎信息”,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更多地希望看到完整的、揭示原因的信息。这时,我们在遵守宣传纪律的前提下,有义务对空难及随后的救援、搜寻工作进行连续报道。

  无论是遇难者家属还是受众,获知飞机失事消息后最想知道的是“谁在飞机上?”“他(她)真的在飞机上吗?”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媒体应该及时公布失事客机乘客名单。5月8日早上6时,我回到自己客居的人寿大厦。这时,一位朋友来电话说,他正陪着遇难者家属在宾馆。立刻,我那因严重缺乏睡眠而疲惫的神经又活跃起来。我说:“接待处有一份乘客名单,不让记者看,你能不能想办法复制一份。”朋友软磨硬泡总算把名单拿到手。我连忙让干事打出来,并一遍遍校对。10时,人民网发出了失事客机乘客名单,立即受到国内外网民的关注。抢发此稿,既没有风险(名单是民航提供的),又体现了媒体对死难者及其家属的人文关怀。

  10多天时间里,我跟踪报道了救援、搜寻的全过程。然而,200多名中外记者云集大连,要采写有特色的稿件特别是独家新闻需要多动脑筋。我虽然不是随行记者,但每次开完情况通气会,我都随国务院空难处理小组发言人闪淳昌走下楼梯,偶尔插问一两句。有一天他对我说,某权威媒体报道的已打捞尸体数字有误,79具应为70具。于是,我向人民网又发了一条独家新闻。黑匣子,从救援行动之始就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怎样才能目睹搜寻它的过程呢?我向新华社军分社的朋友求援,经旅顺基地参谋长批准,海军专门派交通艇送我们在打捞搜寻现场采访了一天。那天,我们几次换乘舰艇,在148指挥船上听海军首长介绍了打捞救援的过程和搜寻黑匣子的困难和希望。我们还目睹了搜寻黑匣子信号的场面。回到岸上,已是万家灯火时分。当晚,发回3篇消息、特写,并被多家媒体采用。

  自空难发生后,我奔走在码头、机场、宾馆,连续30多小时没合眼。后来10多天时间里,我也全身心投入。无论是空难原因初步调查结果,还是两个黑匣子的成功打捞,我都没漏报。值得一提的是,5月25日发出的《5·7空难搜寻打捞行动今晚结束》一稿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当天下午总社来人,陪同的市委宣传部领导突然有事,原来是国务院空难处理小组找他去商量空难搜寻打捞行动结束的新闻稿。我对此密切关注。宣传部的领导后来告诉我:空难处理小组已拟好新闻稿,交新华社发通稿。我不甘心,空难发生后的每个环节,所有过程我都没错过,难道最终“起大早却赶晚集”?我根据空难处理小组拟的新闻稿,加上自己了解的情况,给人民网和人民日报发回稿件。5月23日,我发回了7000字的“5·7”空难纪实《为了忘却的纪念》,人民网分上、中、下连载,算是对自己在这10多个日日夜夜里的所见、所闻、所思做了个“了结”。

  难忘5月8日凌晨,当大批遇难者尸体被送上岸来时,恐惧一时攫住了我。我在发回的报道中没加任何描述。事实上当天打捞上来的尸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而且身上几乎就是一丝不挂,其状之惨足以让人做恶梦。据后来采访中了解,参加打捞的战士也曾呕吐过,指挥员则这样鼓励他们:别怕,这些人刚才还和我们一样呼吸。如果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过分渲染惨状,把这种血腥场面全盘端给受众,无论是从新闻审美的角度还是从受众心理看,都会产生不良效果。因此自己在写稿时毅然舍弃。

  来到接待家属的宾馆前,对灾难报道毫无经验的我本想写个特写:家属怎么盼亲人归来,有关部门怎么热情接待。然而,到那儿一看,家属哭天喊地,撕心裂肺。显然,采访家属不合时宜,渲染悲惨气氛更不应该。于是,我给人民网发了一条《北航失事客机乘客家属陆续抵达大连》的消息后就离开了。此后,我一直没去打扰家属。但也有许多媒体对采访家属很感兴趣,结果遭到家属的抵制,有的记者的胶卷还被曝光,差点挨打。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应该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做深度报道。我在长篇纪实中写了副总理和大连市委书记孙春兰看望遇难者家属时的泪光;写了大连义工“陪着家属流泪,苦劝家属吃饭”;写了遇难者家属的朋友、同事闻讯自发赶来“多少也分担一点他们的悲痛”;写了“在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没有旁观者,对遇难者家属浓浓的关爱之情充盈在这个城市”。发表后,许多人给我打电话,称赞写得好。在处置空难的过程中,许多救援、搜寻人员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累,连续作战。应该说,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正面宣传他们的事迹,弘扬他们的精神,正是党报记者的责任。

  在这次空难报道中,我虽然不是随行记者,但通过努力,发稿没出现任何政治性差错和大的技术性差错,两次受到大连市委领导的表扬,为人民日报争了光,也提高了记者站在当地的权威性和知名度。之所以没出现

  差错,与遵守宣传纪律、遇事向相关部门请示大有关系。空难当天,我曾被告知:有关稿件都需送审。现在都在手提电脑上写稿,送审很麻烦,但纪律必须执行。当天开完通气会,我灵机一动问道:通气会范围内的内容还要审吗?大连市委宣传部分管领导请示国务院空难处理小组负责人后回答:可以不送审。这就大大方便了记者发稿。整个空难报道我一直都很谨慎,对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常打电话请示,对一些猜测性的传闻和不利于稳定的事情,我不落一笔,真正做到了帮忙而不添乱。

  最后,我还要说点感想。这次空难报道表明,媒体和管理媒体的部门都在成熟起来。首先,有关部门对这次空难报道的管理还是很开明的,虽然第一手资料首先提供给新华社,但也没禁止其它媒体发自己的独家新闻,特别是定期通气会的举行,更是为如何把握和引导重大灾难报道开了好头。从效果看,中央对这次空难报道满意,受众的知情权得到满足,媒体对这种开明的做法也满意。其二,各媒体对空难报道的把握得当。人民日报对空难的报道既充分,又适度,10多天里,天天都有报道,但没有渲染灾难,而是及时报道各方关心遇难者家属和救援、搜救的感人事迹。其三,记者素质在提高。空难第二天,天一放亮,国内外200多名记者云集大连。他们既表现出新闻竞争的强烈意识,又体现出新闻工作者的良好素质。虽然也有些不协调的声音,但国内记者大都表现出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整个空难报道,既是一次各媒体的大比拼,同时又不乏同行间的真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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